環境問題,就是正義問題。誰消費?誰污染?誰承受?誰又有能力逃避?...沒有社會正義,就沒有環境正義!

公平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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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6月 23, 2005

環保團體為何憤怒 (05.06.23 中國時報)

暌違七年的全國能源會議,在兩天內匆促閉幕。媒體上只零星看見環保團體抗爭的新聞,但是受限於媒體報導的專業度,許多讀者對於環保人士為何發飆,未能有機會進一步了解。我們除了痛心今年結論建議的減量模式與一九九八年的會議相比根本是大開倒車之外,更憤怒這項模式在會議中沒有經過任何討論,就被偷渡為結論。以下簡單的比喻,可說明這次能源會議偷渡的結論之荒謬。

假設有個人因為肥胖〈體重二○○公斤〉而患有心肌梗塞,而且還在持續增胖中。醫生診斷如果他這樣胖下去,勢必小命不保,因此要他在五年內減至十年前的體重〈假設是一四○公斤〉。所以依照醫生的囑咐,他必須設定目標,每個月減一公斤左右。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必須立刻開始調整自己的飲食與運動習慣,並且每個月檢討是否達到目標值。
上述劇碼是一九八八年國民黨主政時期「全國能源會議」的建議方向。當時召開會議的背景,是前一年在日本京都通過了具有國際約束效力的京都議定書,以規範工業國家未來之溫室氣體減量責任。被列入議定書附件一的三十九個工業先進國,被期待要於二○○八至二○一二年期間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到一九九○年的平均九十五%以下。台灣雖非附件一國家,但是必須及早調整產業結構以因應下一波規範,因此當時大會的決議是要在二○二○年時,降至二○○○年的排放基準。

然而七年後的今天,在民進黨政府因應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而再度召開的全國能源會議上,我們證實了台灣從二○○○年至今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僅直線上升,從二二一百萬噸增至二七六百萬噸,平均年成長率六%領先全球,而且政府早該做的基本動作,諸如各產業二氧化碳盤查、申報以及減量機制的發展等,根本就還沒有開始。

更令人錯愕的是,沒有一位政府官員對於這樣的嚴重失職道歉,更遑論被懲處。我們只聽到官員輕易地以「時空條件改變」為由,指出一九九八年的大會結論已經是不可能之任務,因此要重新訂定「務實的」「可執行的」減量方式。經濟部等單位浪費了七年關鍵時間,現在當然「做不到」。政府部門若能撤換失職主管並且痛定思痛,我們還有彌補的機會;然而,我們看到這次經濟部在這次大會預設的結論中,索性連基準年也不訂了,只由各部門評估其可以改善的程度來進行減量,並且與BAU(business as usual,即政府什麼動作都不做的「基準情境」)的預估排放量來做比較,以此自認為做到「減量」。

這就好比前述那位極需五年內減到一四○公斤以保命的二○○公斤人士,認為醫生的要求太過嚴苛,造成生活的不便,因此他繼續大吃大喝不運動,以每個月一公斤的速度繼續增胖。等到二年之後變成二二五公斤了。只剩下三年時程要減回一四○公斤,當然更為艱難。然而他不僅不思考更積極的減重策略,反而告訴醫生要「務實」;並且宣稱,因為他每個月〈如果什麼都不做〉將增加一公斤,也就是三年後將會變為二六一公斤〈基準情境〉。因此只要增肥速度降低,例如每個月只增加○.八公斤,這樣三年後就會只有二五四公斤,這樣就算是「減肥」七公斤了!

這種自欺欺人的減肥方案是任何人看來都知道荒謬的。「京都議定書」最核心的精神就在於總量管制,每一個國家都必須根據這樣的原則來善盡自己對地球的責任。經濟部以偷渡的方式草草通過此一荒謬結論,其動機不外乎繼續保護高汙染的鋼鐵和石化產業。然而台灣的鋼鐵石化產品早已超出自給自足的需要,我們根本不應該再浪費寶貴的環境成本,給鋼鐵石化業製造外銷產品。換言之,京都議定書不僅給我們帶來減少汙染的壓力,更提供我們一個產業轉型的契機。

這兩天能源會議中,我們覺得最可貴的就是看見許多再生能源產業業者,引頸期待政府能投注更多的研發經費和資源。這些綠金產業才是台灣經濟「向上提升」的未來,我們的政府卻還在喜孜孜的計算高汙染的台塑煉鋼廠、八輕等計畫可能帶給台灣多少就業機會。請問知情的台灣人能不憤怒嗎?

星期二, 5月 17, 2005

上善若水,與水為善

水的二元性

陽光、空氣、水是孕育生命的三要素,這三要素因為工業化的發展有些許變化,其中水和人的關係變化最大。我們現在所照的陽光,或許紫外線高一點,但是和一百年前人們曬太陽的方式,基本上沒什麼不同,只是有些人出門會擦點防曬乳液;我們現在呼吸的空氣,或許二氧化碳多了一點,同樣和一百年前人們呼吸的方式也沒什麼不同,只是有些人或許會帶個口罩出門;但是我們現在喝的水,和一百年前的水卻是非常地不一樣。相對於陽光和空氣,水所帶來的浩劫並不是從工業革命開始,大河文明所代表的就是人類和水的拼搏史。「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顯示出水的二元性,因此大禹「治」水,就是以人類的智慧馴服水的不穩定性。

人與自然水的疏離

而今,現代工業為「水」的治理提供穩定的技術,讓人們得以便利的汲取水的有用(善)資源並排除水可能帶來的災難(惡)。剛開始也不過是一百年前的事,在那之前的人或許取水不易,但基本上「水」是不會被拿來賣的。此外,現代人很難接觸到自然的水,日常生活所接觸的都是從水龍頭流出來---無色、無味、純淨的自來水,或是一瓶瓶擺在便利商店裡販售的礦泉水。以前的人可以隨興地到溪邊或埤塘裡玩水、摸魚、摸蝦,現代人卻必須要透過付費的水上樂園、釣蝦場、游泳池才有機會享受戲水之樂。

人與水文化的疏離

近代科學技術大規模的介入人與水的關係,也因為過於依賴科技,我們也逐漸喪失與自然水相處的機會與能力。英國生態學家Jules Pretty說,「許多關於自然和地球的故事都紀錄在方言裡…當我們遺忘這些故事的時候,就是生態浩劫的開始 。」(註一)這句話驗證了最近所發生的水災。民間俗諺有這樣的說法「雨打黃梅頭,連下四十五」,意思是一入梅就下大雨,那這個梅雨季會連下四十五天雨。今年大致是五月一日入梅,而當天北部山區都降下一百毫米以上的豪大雨,可惜氣象人員自認是學科學的,不採信幾千年的經驗法則,不但沒法做長期預測,常是豪大雨下得到處淹水,才趕緊補報「豪大雨特報」。(註二) 自然的災禍不是現代才有,人類在自然界幾百萬年的發展歷史裡,一定是有一套「趨吉避凶」的智慧才得以存活下來。

從「趨吉避凶」到「造吉抑凶」

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的支配慾望不斷擴大,漸漸的人類對於自然界的態度從「趨吉避凶」轉變為「造吉抑凶」。「趨吉避凶」是人類生物本能所累積出來的智慧,而「造吉抑凶」卻是人類依賴科技所衍生出來的自大。其實吉與凶、善與惡是人類自我中心所評定的價值,許多的災難(惡、凶)只不過是大自然的現象。「利」字當頭的時候,我們認為這些會妨礙人類利益的自然現象都必須被限制。於是我們攔砂築壩,以為可以調節洪水流量、充分利用水力,卻沒想到在下游發生河床裸露和海岸線退縮;然後我們又只好築海堤,與海爭地;我們害怕河水氾濫,於是我們興築河堤,從一百年的防洪頻率到一百五十年、最後到兩百年,雖然堤防不斷加高,每年的豪雨季節,缺口還是被憤怒的河水找到。我們污染了市區的河水和圳溝,當它變黑了、發臭了,我們就想將它加蓋成為馬路,利用它最後一點的剩餘價值。

「與水為敵」還是「與水為善」

檢視這幾十年來台灣的治水政策,是「與水為惡」、「與水為敵」的邏輯思維,所以人和水的隔閡,如同堤防一般,越築越高。當這堤防高過我們視線時,只要水龍頭的水有在流、便利商店的礦泉水有在賣,河水臭了、枯了、死了,似乎都跟我們沒關係了。

當人們忘了自然水的樣子、味道、顏色,當我們的語言裡再也沒有歌詠水的善與美時,這是否就是生態浩劫的開始….


註一: Pretty, J., 2001, Agri-Culture, Earthscan, London, p.20-1
註二: 卓亞雄, 16/5/2005, 聯合報民意論壇

星期二, 3月 22, 2005

期待符合生態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公用費率調整

聯合國於1992年訂定三月二十二日是「世界水資源日」(World Water Day),今年的主軸為「生命之水」。水,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要素,卻也會帶來災難,對社經發展及人類福祉有決定性的衝擊。根據年初世界經濟論壇公佈的永續環境指標(ESI)顯示,台灣年平均降水量為900億噸,人口2300萬,水資源利用率不到20%,為排名第18位的缺水國家。水資源的保育在台灣是不可稍懈的重要工作。

在世界水資源日之時,我們期待聽到台灣政府對水資源問題進行反省與檢討,不知是刻意還是偶然,謝院長在三月二十一日答詢王昱婷委員時答覆任內不調漲水電瓦斯等民生物資價格,隔日改口說六月以前不調漲,這是謝院長上任以來首次明確對水資源管理表達的一個態度,在世界水資源日發表這一立場,完全沒有宏觀的角度與負責任的態度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我們對行政院的膚淺和短視感到失望。

水是重要的民生物資,但水也是重要的自然資源。根據經濟學的供需法則,倘若供給的價格越低,需求量就會越高。過去的思維認為自然資源是源源不絕可以無窮盡的使用,因此水費的價格只考慮水利設施的成本卻沒有考慮其他被隱藏的社會成本,例如:水利設施所破壞的生態棲息地、水庫優氧化所釋放的溫室氣體、解決水庫淤積所需的維護費用及後續除役和再興建等成本;目前這些被隱藏的社會成本都是全體民眾埋單,並沒有被反映在消費價格上。也因此,當水費過低的情況下,儘管有節水的新科技,消費者在評量投資成本後不見得會選擇節約水資源。譬如台塑在麥寮的開發案,有大量的水需求和完整的水域,最適合發展海水淡化廠,但台塑寧願要求政府替他蓋一座湖山水庫,只因水費實在太便宜,台塑賺越多,人民損失越多。所以,水資源不應是菜市場賣蘿蔔,秤斤秤兩的討價還價,沒有符合社會正義和生態正義的政策,所謂任內不調漲或是三個月不調漲都只是賤賣國家資源、欺騙小老百姓的口號。

民生物資價格的波動的確影響國民生計,但這只是在缺乏社會安全機制的國家裡會呈現的結果。倘若台灣有如歐美似的社會安全機制,如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等,國民繳給政府的每一分錢都能確保其生活上有保障,就算水電瓦斯費貴一點,繳納的稅金高一點,人民也是心甘情願。反觀國內就是因為缺乏社會安全機制,老人年金有一搭沒一搭的發放;國民年金如同林岱樺委員日前質詢謝揆一般,錢在哪裡還不知道;健保一方面取消常用藥品的補助,一方面計畫七月調漲。生活在如此沒有保障”隨人顧性命”的社會裡,民生物資的調漲當然對小老百姓的生計影響太大。沒有前瞻性與整體性的計畫,我們當然反對任何民生物資的調漲。

星期日, 3月 20, 2005

罪惡的是人,還是塑膠

紙杯和塑膠杯那個比較環保?保麗龍餐盒和紙餐盒又是那個比較環保?

我想大概九成的人會毫不猶豫的認為紙製品絕對比塑化原料製品來得環保,因為紙可以分解而塑化製品則是萬年不腐。但是評量一件商品的環保與否,除了該商品本身的材質之外,難道沒有其他該思考的部份嗎?商品之所以是商品,除了它本體作為物質的存在,還有它在市場裡具有的流通和生產關係。所以評量一件商品是否對環境友善,不能只從商品本身的材質著眼,應該站在資源有限的立場,從更高的位置檢視自然資源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的過程中的損耗。所謂的「永續發展」-是我們不以自然資源的損耗來換取便利的生活,進一步說,因為資源的有限性,經濟的發展模式必須能控制整體自然資源的損耗以及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為原則。

回過頭來看紙杯/塑膠杯和紙餐盒/保麗龍餐盒的問題,保麗龍等塑膠免洗餐具,過去背負著一個罪名:丟到掩埋場萬年不壞,丟到焚化爐會產生戴奧辛。因此,兩年前環保署長郝龍斌和白冰冰聯手扮演星際戰警來打擊罪惡的塑膠容器。但是,我想當時的郝署長忘了思考一些問題,為何這些保麗龍等免洗餐具會被丟到掩埋場或焚化爐?這些免洗餐具業者有沒有繳交回收基金?如果有,那這些餐盒、塑膠杯等為何沒有進到回收體系,沒有回收再生產成其他商品?將餐盒和塑膠杯丟到掩埋場或焚化廠,因而造成環境破壞的兇手是誰?是民眾用完就丟的消費習慣?還是只會作秀卻無力建立和管理回收體系的官員?

檢視台灣這兩年限塑的成果,我們每個天消耗17,250公斤的食用容器紙板用來製作紙杯和紙餐盒,也就是等於每天砍掉345棵長成的樹,估算我們每個月所消耗的紙板原料等於兩座青年公園的樹木。紙杯和紙餐盒為了要能夠防水,必須在表面塗蠟或聚乙烯,因此紙製容器屬於複合性材質,跟鋁箔包飲料盒一樣在目前的回收體系裡是無法回收再利用。此外,食用容器紙板是原生紙漿漂白製成,也就是說紙製容器的製造過程除了需要伐木之外,其耗水和漂白的製程對環境資源的傷害也是不遑多讓。最後,因為其無法回收再利用,製造此商品所損耗的自然資源僅為了一次性的消費就被丟到掩埋場或焚化爐,如此的資源使用模式是最浪費且沒有效益的。

承上所述,倘若沒有建立資源回收制度,純粹比較塑膠和紙類這兩種材質何種比較環保是沒有太大意義,反正都是用了就丟到焚化爐或掩埋場,一種無法分解,一種消耗林木資源,有誰敢說砍樹比較環保。相反的,如果有完善的回收體系和資源再利用的商業流通模式,塑膠和紙類,這兩種材質孰優孰劣就顯而易見了。因為塑膠可以回收再利用的特質,資源在被人類擷取後到進入最終處理的過程,其使用週期是比紙類製品長更多。站在永續發展的立場上,實在不懂何以塑膠要背負著破壞環境的罪名。如果人類不改變用完就丟的一次性消費模式,自然資源都將會被損耗殆盡。

所以,罪惡的到底是人?還是塑膠?

星期四, 3月 03, 2005

勇於面對事實,明天才會更好

年初世界經濟論壇公佈各國環境永續指標(ESI)的排名,其中台灣名列全球第145名,在全球參與評鑑的146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二。三月四日立法院召開一場關於環境永續指標(ESI)的公聽會,行政單位竟然只是以台灣未參與國際組織因而數據有誤為推託之詞,以一兩項指標有誤來掩蓋ESI顯示台灣環境全面性的惡化的事實。行政單位絲毫沒有反省能力和改革魄力,在野時期所堅持的環保理念在這五年完全繳了白卷。

環保署針對ESI所提出的說明中解釋,以單位面積作為計算標準不利排名,且台灣在都會區空氣品質、環境健康等方面均較全球平均值佳。但所謂「環境負荷」原本就是以單位空間所能承受的環境衝擊作為定義,難道要以排放總量作為排名依據?那小國可無限制的污染而大國動輒得咎,這豈是一個負責任的專責單位所說的話。台灣地狹人稠、環境負荷重本是政府單位的課題,環境健康較全球平均值佳只代表是台灣人體質好、福大命大,環保署竟以此來說口,真是厚顏無恥。

環保署解釋台灣有九筆資料從缺、七筆資料為推估值,影響整體排名。但細究這七個推估的項目為:室內空氣污染、1990-2000年森林覆蓋率變化、腸胃感染死亡率、兒童呼吸系統死亡率、營養不良百分比率、提供國際與雙邊合作援助、進口污染物的百分比等。以上只有「室內空氣污染」屬於第一大類的「環境系統」 (Environmental System),而此大類評比17個指標,台灣排名為最後一名(146名)。另外,「1990-2000年森林覆蓋率變化」屬於第二大類的「減輕環境壓力」 (Reducing Environmental Stress),此大類評比21個指標,台灣排名倒數第三(144名)。這兩大類共計38個指標是肇使台灣整體排名殿後的最重要因素,只有兩項指標採用推估值,根本無法影響整體評估的結果。環保署企圖掩飾過錯,不肯面對環境全面性惡化的事實,只想保住官位,如此駝鳥心態就算名次真的能上升幾名又如何?
在世界經濟論壇所公佈的數據中有幾項具體指標呈現台灣當前的環境生態已瀕臨破產的危機:

1.水質問題
水質的評比,除了有爭議的「導電度」外還有「容氧量」、「含磷濃度」和「懸浮物」等總共四項。環保署解釋因為資料引用問題,導電度應該與全球平均值差距不遠。但「容氧量」僅有6.10mg/l,離全球平均值8.67mg/l尚有一大段距離,排名120名。「含磷濃度」0.18mg/l,排名全球104名。「懸浮固體」5.25mg/l,在有提供資料的29個國家中僅比中國和印尼好,排名倒數第三。水庫優氧化、大量使用肥料、缺少衛生下水道都是影響水質的重要問題,為何不見環保署提出任何的解釋和解決辦法。

2.空氣污染
煤耗、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揮發性有機物和機動車輛密度等屬於「減低空氣污染」項目等五種評比,總排名全球最後一名 (146名)。其中機動車輛密度全世界第四名,其排廢佔有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總量50%和40%以上,且交通擁塞所損耗的社會成本之高無以算計,政府應提出積極手段。環保署對這部分只有一句話解釋:「台灣環境負荷高,以單位面積計算不公平」。如此無能的官署怎能讓人接受。

3.土壤損耗
每公頃肥料使用量全世界第二名、每公頃殺蟲劑使用量全世界第一名。台灣在發展高密度精耕的情形下,土壤養分已經面臨枯竭。荒唐的是,農民投入如此大的成本在肥料和殺蟲劑並且犧牲的台灣的土地資源和環境生態,如此所發展的農業卻養不活農民,從而才有白米炸彈的出現。政府單位的算盤不知怎麼打的,生態資源損耗的如此沒有效益,官員是麻木到極點。

4.能源效益
台灣「能源效益」11.28萬億焦耳/ GDP(百萬美元),排名全球116名,將近是全球排名中位數5.91萬億焦耳/ GDP(百萬美元)的兩倍。台灣的「水利和再生能源使用率」1.55%,排名109名,距離全球平均數12.84%幾乎是天差地遠。能源效益低顯示台灣還有很大的節能空間,水利和再生能源使用率低,顯示在再生能源的運用,國內是遠遠落後全世界的腳步。

面對這些台灣生態環境全面惡化的事實,我們政府官員的態度卻是如此麻木不仁、欺上瞞下,這絕對是台灣之憂,人民之患。在此新閣揆上任之初,國際上出現了這樣一張環保成績單,正好可以讓新閣揆作一個參考,以符合謝揆一再強調的「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中的「環保生態」和「環境景觀」等兩代主軸。過去的用人和政策不好,未來正好有改過的機會,這未嘗不是台灣的轉機。